1936、1966、1976、2016年

1936年是农历丙子年（鼠年），同时也是民国二十五年；伪满洲国康德二年；日本昭和十一年；在1936年中共大事记为10月9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标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1966年是一个平年。中国丙午年，也就是马年。这时新中国已经成立17年。新中国大事记：1月28日——中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另外，到五月，5月16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文革十年，到1976年结束，公元1976年是中国农历丙辰（龙年），这一年对于新中国来说极不平凡，中共三位伟人相继逝世、东北陨石雨、唐山大地震都发生在此年，当然还有十月粉碎“四人帮”。

中共建国前三十年慢慢落幕，中共的改革开放酝酿于邓公复出，然后，邓小平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开始了“春天的故事”，这才有了新中国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直到今天2016年。2016年已经是习近平时代。中国正在朝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国梦”这个目标努力奋斗。

在我离开“新中知网”的这段时间，新网也进行了“改革”，优化了版面，并且曾设了“知青驿站”板块。在这个版块，二黑兄的《[原创]我的大西北游所见所闻》当我仔细认真拜读后，让我回忆起我的访红、我的长征路、我的西北行，我的访西路军------

唔，从1936年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到2016年红军长征80周年，中共建党95周年。新中国成立67周年，文革结束50周年。这些“六字”年代把一部中国近代史串连起来，我想到在我的西北行时，曾走进藏传佛教的寺庙，了解到藏传佛教有六字真言，在藏族聚居区，六字真言成为藏传佛教使用率最高的诵咒，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念的地步。不少人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降生，又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离世，六字真言几乎伴随着广大僧俗的悠悠人生。在藏族聚居区，随处可见到六字真言的字迹。六字真言印于经幡，飘扬于高山、江河之上，还刻于石块摩崖上，日积月累，形成壮观的高原嘛呢石刻奇观。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不论翻雪山，还是过草地，都路过藏区。这些红军战士并不诵读“六字真言”，他们心中，却认为跟着“毛委员”走，才能走出困境，走向胜利。

二黑兄在他的这篇《[原创]我的大西北游所见所闻》中提到了“西路军”，关于“西路军”在前三十年，因为当作“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而众多中共元老不愿提及与，这似乎有些“过五关，斩六将”常挂嘴上，关公不表“走麦城”。

西路军全军覆灭仍是中共党史、军史的“走麦城”，当然，更是壮烈的悲剧。

我走完长征路，知道了“西路军”，于是我又行走河西走廊，到祁连山下沿西路军足迹寻觅一程。些许对西路军有些了解。

长征于1936年到甘肃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渡黄河改称“西路军” 建立河西根据地，希望打通与苏联联系的“通道”，但这并非毛泽东的提议，而是中央军委的决定，那么是谁的提议呢，显然是对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当时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的一些领导人。众所周知，长征时红四方面军人员优于中央红军是10倍的比例，既红四方面军8万人马；中央红军仅存8千人。在当时中共高层，张国焘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当时中共高层格局并非“朱毛”而是“张、朱”，既“张总政委朱总司领”。而朱毛排列是“朱总司令毛委员长”。

长征最终胜利到达陕北，中央军委决定四方面军渡黄河，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与苏联联系的“通道”更与一部分“亲苏唯共产国际”党内高级领导人意识有关。最后，把西路军失败的责任推到毛泽东头上，显然不是历史唯物论。

1936毛泽东在中共还不能一言九鼎，或者“独裁”。

只有到了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老人家才能当“中共”这个家长。或者称“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但文革从程序来讲，也是经中共中央全体决定，有中共历史文件为证——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在我的访红、行走长征路时，我了解一些中共党史军；史毛泽东信仰马列主义，所以他老人家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1954、9、15）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到2016年习近平时代，改革开放不改旗易帜，那就仍然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在红军长征中，遵义会议启用毛泽东，成为中共党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最终取得了长征的胜利。而这次于紧急关头在长征路上召开的会议是没有受到“共产国际”的干扰。红军将土不再买这个奥地利人李德的账，虽然他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但遵义会议让他下课成为事实。彭德怀曾公开大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遵义会议后，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

实话实说，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并不感冒，而共产国际一开始也并不看好毛泽东，直到随着中共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节节胜利，才刮目相看这位中共、共军领袖。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失败，徐向前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延安。1937年8月，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关于西路军，文字明确写到“执行的任务不仅是由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遥控指挥，而且是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但事际上，建立河西根据地困难之多、之复杂当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不可能完全预测的到。而且“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泽东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在中共党史军史并没有明确记载。只是1982年，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组织干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写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不是执行“张国焘路线。”言外之意这是执行的“毛泽东路线”，故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件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再次指出：“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泽东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 ”

其实，在1936年，党中央的总书记是张闻天。党内周恩来、朱德等人也不是没发言权。并非什么都是毛泽东说了算。所以，既使中央、中央军委形成的决议不会就是毛泽东“独断专行。一手遮天”。很可能是“少数服从多数”，这才有了毛泽东那句话“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并且八十年代初，刚刚从文革走出来的中国是一种什么样“政治状况”，知青应该有所了解。贬毛、否毛、诽毛之风就是从那时开始。西路军的失败不应该由毛泽东承担。既使文革，“九·一三”事件后，李先念继续担任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并任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到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李先念才被迫“休息”。1976年，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李先念是主要决策人之一。改革开放中，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后来，以年龄大为由劝退。接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者为杨尚昆，人们说“年龄比李先念还大”，一切尽在邓公掌握之中，邓公此时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包括两任中共总书记更换。

可以说，到习近平接班，中共走出了“老人政治”。

探究“西路军”，离开政治因素，转向学术范畴，能有更多的触角。长征中，以八万兵力的张国焘在草地另立中央，以失败告终，而毛泽东带领的八千中央红军却在陕北延安扎下了根。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军委对下属各部人员的统计是：红一方面军和军委直属队共2.2万人（包括红军大学800人）；陕甘宁地方红军8000人（另外在陕南有2000人）；红二方面军11万人；红四方面军及总司令部直属队3.8万人。

西路军是1936年10月由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四方面军主力0.6万人，刀棍队七千左右，非战斗人员0.9万组成。遵照中央和军委命令，西渡黄河作战，在河西走廊，西路军孤军奋战，伏尸盈雪，由于兵力悬殊，最后粮绝弹尽，惨遭失败，穿着单衣草鞋的西路军健儿视死如归，战死7000人，宁死不屈，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篇章。

连张国焘在回忆录中都说：“提到西路军失败后，也是我的失败---”据载“张国焘是不愿意到陕北与中央会合的，二次北上时，他就警告过陈昌浩，会合后不但我的总政委当不成了，你的方面军政委也当不成。”

在中国工农红军未到达陕北前，中共中央还有个西北局，设在岷县三十里铺。中共中央西北局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陈昌浩、关向应、贺龙、徐向前、王震等为委员。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西路军”，我从河西走廊又来到岷州，然后驱车到三十里铺的张国焘为书记的西北局一访。这是在岷县三十里铺西北局的留影。西路军一直罩在张国焘的阴影下，西路军很多战士为此蒙冤。